07 Sep 06 互有利弊，外包和创新并不冲突
近日在南京召开的软件创新发展与国际化峰会上，就中国软件产业是否应走“印度外包模式”，与会代表发出不同声音。以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为代表的多位发言人认为外包和创新并不冲突，学习“印度外包模式”是提升中国软件企业竞争力和成熟度的最好方式。而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为代表的多位发言人认为“印度外包模式”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利于自主创新，中国应大力发展基础软件。
从纯粹的市场和商业角度，我认为不但要学习“印度外包模式”，还要把“外包”作为定向经济模式，划分一定的区域或选用适当的企业进行试点及示范。倘以实验而论的话，可能会有“画地为牢”的弊端存在，但以试点企业的做法在科技园区进行推广，不知又将为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几个百分点。如今倪光南等专家们仅从理论上加以摒弃的话，难道不是犯了“学术之见”的通病吗？没有经过实践的东西，怎么能确定就不符合中国国情呢？
不能创造经济价值，或者说，有损于社会与民众的经济模式才是有违国情的。而“印度外包模式”，充其量只能算是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还受局限的情况下，为了快速发展经济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才奋发图强走出来的一条特色之路。现在提到印度的IT产业，谁都会惊讶抑或不敢忽视它的存在。就像近来饱受争议的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无论在其身上有何痼疾遭人厚非，但在索尼、IBM、戴尔、惠普、苹果电脑等跨国巨头眼里，至少它仍然是个香饽饽，有很多的理由值得客户去尊敬并开展各种合作。
当然，你可以选择蔑视富士康——作为福布斯全球500强、全球信息技术公司100强、中国工业企业前三强、中国大陆企业出口200强第二名的大型企业集团，它也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蔑视你！你觉得富士康是在为他人作嫁衣，其工作实质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在地方税收和财政上，它决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纳税大户。如果富士康是大陆人开办的，而大陆又有很多“类富士康企业”……当这样的规模效益产生时，比我们国人曾经引以为豪的“中关村经济”，又当如何呢？
很早以前的中关村，倒是主张自主研发并提倡自主创新的。可是现在的中关村呢？那些拔地而起的海龙、太平洋等电脑城，难道其象征的“中关村经济”更有科技含量吗？倘若让我们仔细参详产自中关村的知名品牌，又是否“屈指可数”呢？而那些大厦里****的高精端科技产品，说句很抱歉的话，那些产品的知识产权很多并不属于我们。可见，我们的专家寄予厚望的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之路，在外向型市场经济面前又是如何不堪一击。在中国的中关村尚是如此，在国内又能找到第二个更适合科技落地生根的创新基地吗？
这么说，并不代表“自主创新”意识不好。就像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的，软件和服务的外包在软件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外包只赚取了产业链中低廉的加工费用——去年印度创造的234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仅为美国微软公司400多亿美元的年销售总额的1/2。微软、IBM等美国公司的高效益来自于他们拥有自主版权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Office等平台性基础软件，他们才处于软件产业链的高端。说到这里，试想一下当年微软进入中国之前，我国的金山WPS如何？在强势的微软面前，竟是那样迅速地失去市场份额和网民应用，直到今天也没能收复失地。
还有值得尊敬的倪光南院士，他曾经热心参与了方舟科技的“中国芯”事业，后来又为看错了方舟科技董事长兼总裁的李德磊而深深自责，主动向科技部“负荆请罪”。其实，难道他不了解李德磊的发家史吗？还在早期，李德磊就同哈工大校友胡铭曾开始接手做摩托罗拉的外包项目，以致到日立公司日本总部停止了其外包项目。可以说，如果没有外包项目，就不会有所谓的“方舟科技”丑闻。可是倪光南院士当时并没有认为做外包项目起家，又有什么不对？因此，我情愿把他为了“方舟事业”的合作态度看作是一种支持，而这种支持又包含了一种要有一颗“中国芯”的非理性情结。
事实上，“印度外包模式”没有错，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模式，然后去做有中国特色的推广和实践。因为在此之前，也没有人能够证明“自主创新”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必由之路。假如我们国家为了这条路付出巨大代价又收获不大的话，这个责任谁又能承担得起呢？在这里，我个人以为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的看法——外包和创新并不冲突，乃是兼收并蓄的务实之举。说到底，不管是哪种模式，只要能为国家创造最大利益的就是真理。
评论：彭行洋 来源：天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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